闫永成——浅谈企业法律风险
企业法律风险“这一用语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2004年6月1日实施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所谓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预期与未来实际结果发生差异而导致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并因此给企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企业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和各项业务活动中，存在于企业从设立到终止的全过程。根据引发法律风险的因素来源，可以分为外部环境法律风险和企业内部法律风险。所谓外部环境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以外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引发的法律风险。如合同相对人失信、违约、欺诈等。由于引发因素不是企业所能够控制的，因而企业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外部环境法律风险的发生。所谓企业内部法律风险，是指企业战略决策、内部管控、经营行为、经营决策等因素引发的法律风险。表现为企业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未设置较为完备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对法律环境认知不够，经营决策欠考虑法律因素，甚至违法经营等。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表现
1 、企业设立中的法律风险：在设立企业的过程中，企业的发起人是否对拟设立的企业进行充分的法律设计，是否对企业设立过程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计划，是否完全履行了设立企业的义务，以及发起人本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拟设立企业能否具有一个合法、规范、良好的设立过程。
2 、合同法律风险：指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益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合同法律风险是企业法律风险的重点。因为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合作双方中的任意一方无论主观或客观因素最终导致合同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使一方当事人利益受到威胁时，风险已经降临。因此说，合同作为一种实现合同当事人利益的手段或者工具，具有动态性，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最终需要确定某种财产关系或者与财产关系相关的状态的变化，得到一种静态财产归属或类似的归属关系。而在实现最终的静态归属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因素影响最终归属关系的视线，当合同利益的取得或者实现出现障碍，一种根源于合同利益的损失风险就展现出来。
3、 企业并购法律风险：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总称。从法律风险的角度看，企业收购并没有改变原企业的资产状态，对被收购方而言法律风险并没有变化。因此，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兼并中。企业兼并涉及企业法、竞争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且操作复杂，对社会影响较大，隐蔽性的法律风险较高。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表现
1 、企业设立中的法律风险：在设立企业的过程中，企业的发起人是否对拟设立的企业进行充分的法律设计，是否对企业设立过程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计划，是否完全履行了设立企业的义务，以及发起人本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资格，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拟设立企业能否具有一个合法、规范、良好的设立过程。
2 、合同法律风险：指在合同订立、生效、履行、变更和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的确定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利益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合同法律风险是企业法律风险的重点。因为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合作双方中的任意一方无论主观或客观因素最终导致合同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使一方当事人利益受到威胁时，风险已经降临。因此说，合同作为一种实现合同当事人利益的手段或者工具，具有动态性，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最终需要确定某种财产关系或者与财产关系相关的状态的变化，得到一种静态财产归属或类似的归属关系。而在实现最终的静态归属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因素影响最终归属关系的视线，当合同利益的取得或者实现出现障碍，一种根源于合同利益的损失风险就展现出来。
3、 企业并购法律风险：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总称。从法律风险的角度看，企业收购并没有改变原企业的资产状态，对被收购方而言法律风险并没有变化。因此，企业并购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兼并中。企业兼并涉及企业法、竞争法、税收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且操作复杂，对社会影响较大，隐蔽性的法律风险较高。
4、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知识产权是蕴涵创造力和智慧结晶的成果，其客体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规定。多数企业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关注知识产权的深入保护，从法律风险的解决成本看，避免他人制造侵权产品比事后索赔更为经济。
5、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在我国，与人力资源有关的主要是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各个环节中，从招聘开始，面试、录用、使用、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待遇问题直至员工离职这一系列流程中，都有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任何不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劳资纠纷，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且这个问题处置不慎将会引发社会矛盾，而这种现象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叠加而引向尖锐和复杂。
6、企业税收法律风险：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为没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企业涉税行为影响纳税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结果就是企业多交了税或少交了税，或者因为涉税行为而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成因
1、决策违规。企业重大战略、经营决策和重要经济活动违反决策程序，不经过法律论证，被迫承担法律后果。例如有的企业违规出借资金、对外担保，形成法律风险。
2、经营违法。有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违反强制性规定，例如违规建设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失去法律保护，招致执法部门查处和法律制裁。
3、民事违约。企业订立与履行合同不规范，违反约定导致经济纠纷，被对方起诉承担违约责任。有的企业因未能偿还到期债务，被银行起诉，造成企业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
4、遭受不法侵害。企业维权意识不强，经营行为存在漏洞，防范机制不健全，遭受不法侵害、恶意诉讼或突发危机时，被动应付。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其在法律风险的成因上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原因：
1、国有股权一股独大，股权过于集中，直接导致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都有大股东控制现象的发生，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使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加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使国有企业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时发生冲突，且这种冲突最终是人治胜于法治，政权大于法权。
2、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一些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差距较大，企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层面的职责不清晰，运行不规范，未形成有效运转、相互制衡的机制，法律风险防范缺乏体制保障。这些都与国有企业特点密不可分，无论内设监事会还是外派监事会，都因为有名无实、职责与能力不匹配，责权不对等而监督不到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3、独立董事定位不清，独立性不强。我现在搞不清独立董事是决策者还是智囊团？如果是决策者，为什么决策失败他们不承担责任？如果是智囊团，为什么还要强调他们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制衡作用？现在有的独立董事仅是花瓶而已，有的则成了人情董事。
4、法律风险意识淡薄。一些国有企业对企业法制建设工作不重视，对国家有关经济法规知识不熟悉，对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依法经营的意识不强。有的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内控制度不健全，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存在管理漏洞。
5、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决策缺乏论证审核。不少国有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和配备专职的法律工作人员。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经营决策上缺乏必要的工作程序，决策的前期论证工作不充分，不民主，不科学，不听取法律工作者的意见，仅凭少数人的意志和经验进行决策，导致决策失误，引发法律风险。
6、对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频频发生。管理层级多，资产监管链条长，造成失控，母公司对子公司缺乏监管。
7、企业盲目扩张，过分追求多元化、超速发展，造成风险无法控制。
三、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方法
为了能够有效的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指企业根据法律风险的特性，建立由企业决策层、各管理部门和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在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通过识别、评估法律风险，确定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对法律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的一整套制度和流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一种机制，包括机构人员、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在这个流程中应包括：预防与评估、对经营和决策行为的集中管理与控制、提出防范措施、监督与跟踪、过程控制、预警机制、提示与警戒、补救措施、年度评估、奖惩制度；其也是一种法律管理，是企业内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事先防范是基础。事先防范与事后救济相比，事后救济的成本高、效果差。事后救济往往是诉讼或者仲裁，由于第三方介入争议裁决，为第三方裁决投入的成本，自然都超过正常的交易成本。第三方裁决为主的事后救济，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法律上是应该赢的官司也可能受地方法治环境的影响结果输了；或者官司虽然赢了，但是无法执行；或者赢了官司，输了生意。因此，事后救济的结果往往 “杀敌一万损兵三千”。而有效的事先防范，能够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也就保障了企业正常、持续、健康的运转。
2、过程控制是关键。过程控制关系到法律风险在企业运作中是否得到有效控制，过程控制贯彻并渗透于企业运作的每个过程，关系到企业每个部门，甚至每一个岗位。事先防范做好了，但过程控制没有做好，同样也不行。例如：一份合同签订时对我方很有利，但是，在履行过程中，双方的信函往来或形成的会议纪要足以变更原有的合同条款。因此，法律风险的过程控制是风险防范的关键因素，过程控制做好了，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就做好了，企业的法律风险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事后纠纷也就少了。
3、事后救济很重要。虽然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目标是将企业的法律风险消灭于未然，但是实际情况中可能并不能完全杜绝法律纠纷的产生。而纠纷一旦产生，事后救济一定要跟上，因为这是解决企业法律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后救济要及时、有效。企业一旦出现法律风险，内部的法律人员应积极并及时的应对，立即采取可行措施，并分析提出最终解决方案。如果企业认为需要聘请外部律师协助处理时，应及时聘外部请律师协助公司处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企业自己应对纠纷处理以及聘请外部律师协助处理时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否则一旦延误时间，将可能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例如，民事诉讼案件的各项程序，比如举证、管辖异议等，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一旦延误，就会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严重的会导致败诉。
4、尽职调查是根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一般包括九个子项目，具体为：①企业治理结构；②企业合同风险防范体系；③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④企业人力资源法律保障体系；⑤企业重大并购、重组项目风险防范体系；⑥企业法律风险预警机制；⑦企业法律风险救济机制；⑧企业法律培训；⑨企业法律风险年度评估报告。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九个子项目具有相对独立性，企业在体系建构前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模式，企业对各子项目建构的紧迫性也不一样。为确保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子项目与企业自身的管理体系相融合，各子项目的建构具有可操作性，充分的尽职调查是必要的，这是企业风险防范的最重要工作。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层面上的安排。
第一、建议国有企业在决策层面（董事会）上重视并设置专门的委员会，为企业决策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参考。如此，使得国有企业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同时，能够在制定企业决策之前进行充分的法律方面的论证和审核，使企业制定出来的决策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尽可能降低决策执行时可能会产生的潜在法律风险，做到“决策先问法”。
第二、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经理层）上，要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根据企业的规模和需要设置法律顾问或总法律顾问以及其他法务人员，负责根据企业的决策制定具体的法律实施方案，严格把握实施过程的每一环节，通过“关口前移”控制实施过程中法律风险的发生。
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已是大型企业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如美国新泽西洲的美孚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都设有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分别拥有一、二百人的法律顾问。这些法律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追求最大效益、最小风险和最少纠纷为目标，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议从立法及政策的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大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力度。借鉴《会计法》和《总会计师条例》等立法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要求，提高立法层次。在政策层面上，建议将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与国资委有关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进行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造，企业的合并、分立、重组、转让，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董事会试点等工作中，赋予总法律顾问及法律事务机构相应的职责及审查义务；在规划中央企业组织模式时，注意考虑总法律顾问及法律事务机构的设置、职责及相关业务；在组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中，明确提出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要求；在确定中央企业考核指标中，将企业依法经营情况（包括决策的合法性、防范风险的水平和能力等）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重视考核结果的同时，加强对过程的考核。中央企业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顾问审核把关制度，并细化工作流程；国资委审批相关业务事项时，也要注意审核企业总法律顾问或法律业务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等。
5、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在我国，与人力资源有关的主要是劳动合同法、劳动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各个环节中，从招聘开始，面试、录用、使用、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待遇问题直至员工离职这一系列流程中，都有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任何不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劳资纠纷，给企业造成不良影响，且这个问题处置不慎将会引发社会矛盾，而这种现象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叠加而引向尖锐和复杂。
6、企业税收法律风险：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为没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收法规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或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企业涉税行为影响纳税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结果就是企业多交了税或少交了税，或者因为涉税行为而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成因
1、决策违规。企业重大战略、经营决策和重要经济活动违反决策程序，不经过法律论证，被迫承担法律后果。例如有的企业违规出借资金、对外担保，形成法律风险。
2、经营违法。有的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违反强制性规定，例如违规建设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失去法律保护，招致执法部门查处和法律制裁。
3、民事违约。企业订立与履行合同不规范，违反约定导致经济纠纷，被对方起诉承担违约责任。有的企业因未能偿还到期债务，被银行起诉，造成企业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
4、遭受不法侵害。企业维权意识不强，经营行为存在漏洞，防范机制不健全，遭受不法侵害、恶意诉讼或突发危机时，被动应付。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其在法律风险的成因上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殊原因：
1、国有股权一股独大，股权过于集中，直接导致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都有大股东控制现象的发生，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使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加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使国有企业在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时发生冲突，且这种冲突最终是人治胜于法治，政权大于法权。
2、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一些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差距较大，企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层面的职责不清晰，运行不规范，未形成有效运转、相互制衡的机制，法律风险防范缺乏体制保障。这些都与国有企业特点密不可分，无论内设监事会还是外派监事会，都因为有名无实、职责与能力不匹配，责权不对等而监督不到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3、独立董事定位不清，独立性不强。我现在搞不清独立董事是决策者还是智囊团？如果是决策者，为什么决策失败他们不承担责任？如果是智囊团，为什么还要强调他们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制衡作用？现在有的独立董事仅是花瓶而已，有的则成了人情董事。
4、法律风险意识淡薄。一些国有企业对企业法制建设工作不重视，对国家有关经济法规知识不熟悉，对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依法经营的意识不强。有的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内控制度不健全，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存在管理漏洞。
5、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决策缺乏论证审核。不少国有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和配备专职的法律工作人员。一些企业在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经营决策上缺乏必要的工作程序，决策的前期论证工作不充分，不民主，不科学，不听取法律工作者的意见，仅凭少数人的意志和经验进行决策，导致决策失误，引发法律风险。
6、对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频频发生。管理层级多，资产监管链条长，造成失控，母公司对子公司缺乏监管。
7、企业盲目扩张，过分追求多元化、超速发展，造成风险无法控制。
三、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方法
为了能够有效的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指企业根据法律风险的特性，建立由企业决策层、各管理部门和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在企业生产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通过识别、评估法律风险，确定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对法律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的一整套制度和流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一种机制，包括机构人员、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在这个流程中应包括：预防与评估、对经营和决策行为的集中管理与控制、提出防范措施、监督与跟踪、过程控制、预警机制、提示与警戒、补救措施、年度评估、奖惩制度；其也是一种法律管理，是企业内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事先防范是基础。事先防范与事后救济相比，事后救济的成本高、效果差。事后救济往往是诉讼或者仲裁，由于第三方介入争议裁决，为第三方裁决投入的成本，自然都超过正常的交易成本。第三方裁决为主的事后救济，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法律上是应该赢的官司也可能受地方法治环境的影响结果输了；或者官司虽然赢了，但是无法执行；或者赢了官司，输了生意。因此，事后救济的结果往往 “杀敌一万损兵三千”。而有效的事先防范，能够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也就保障了企业正常、持续、健康的运转。
2、过程控制是关键。过程控制关系到法律风险在企业运作中是否得到有效控制，过程控制贯彻并渗透于企业运作的每个过程，关系到企业每个部门，甚至每一个岗位。事先防范做好了，但过程控制没有做好，同样也不行。例如：一份合同签订时对我方很有利，但是，在履行过程中，双方的信函往来或形成的会议纪要足以变更原有的合同条款。因此，法律风险的过程控制是风险防范的关键因素，过程控制做好了，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就做好了，企业的法律风险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事后纠纷也就少了。
3、事后救济很重要。虽然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目标是将企业的法律风险消灭于未然，但是实际情况中可能并不能完全杜绝法律纠纷的产生。而纠纷一旦产生，事后救济一定要跟上，因为这是解决企业法律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后救济要及时、有效。企业一旦出现法律风险，内部的法律人员应积极并及时的应对，立即采取可行措施，并分析提出最终解决方案。如果企业认为需要聘请外部律师协助处理时，应及时聘外部请律师协助公司处理。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企业自己应对纠纷处理以及聘请外部律师协助处理时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否则一旦延误时间，将可能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例如，民事诉讼案件的各项程序，比如举证、管辖异议等，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一旦延误，就会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严重的会导致败诉。
4、尽职调查是根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一般包括九个子项目，具体为：①企业治理结构；②企业合同风险防范体系；③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④企业人力资源法律保障体系；⑤企业重大并购、重组项目风险防范体系；⑥企业法律风险预警机制；⑦企业法律风险救济机制；⑧企业法律培训；⑨企业法律风险年度评估报告。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九个子项目具有相对独立性，企业在体系建构前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模式，企业对各子项目建构的紧迫性也不一样。为确保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子项目与企业自身的管理体系相融合，各子项目的建构具有可操作性，充分的尽职调查是必要的，这是企业风险防范的最重要工作。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国有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层面上的安排。
第一、建议国有企业在决策层面（董事会）上重视并设置专门的委员会，为企业决策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参考。如此，使得国有企业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同时，能够在制定企业决策之前进行充分的法律方面的论证和审核，使企业制定出来的决策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尽可能降低决策执行时可能会产生的潜在法律风险，做到“决策先问法”。
第二、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经理层）上，要按照《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根据企业的规模和需要设置法律顾问或总法律顾问以及其他法务人员，负责根据企业的决策制定具体的法律实施方案，严格把握实施过程的每一环节，通过“关口前移”控制实施过程中法律风险的发生。
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已是大型企业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如美国新泽西洲的美孚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都设有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分别拥有一、二百人的法律顾问。这些法律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追求最大效益、最小风险和最少纠纷为目标，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议从立法及政策的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大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力度。借鉴《会计法》和《总会计师条例》等立法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要求，提高立法层次。在政策层面上，建议将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与国资委有关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进行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造，企业的合并、分立、重组、转让，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董事会试点等工作中，赋予总法律顾问及法律事务机构相应的职责及审查义务；在规划中央企业组织模式时，注意考虑总法律顾问及法律事务机构的设置、职责及相关业务；在组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中，明确提出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要求；在确定中央企业考核指标中，将企业依法经营情况（包括决策的合法性、防范风险的水平和能力等）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重视考核结果的同时，加强对过程的考核。中央企业要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顾问审核把关制度，并细化工作流程；国资委审批相关业务事项时，也要注意审核企业总法律顾问或法律业务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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