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在牺牲程序正义？

课堂上我们频频被教导：程序正义维护着实体正义，是对结果正义的保障，只有同时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那么反观实践操作又是如何？通知律师的开庭时间之临时，经常打的我们措手不及，不会严格遵循法律规定，要配合法官的工作安排；对于提交材料的一次性告知义务，机关工作人员是能不尽就不尽，多跑两趟也是我们“该受的”；证据突袭已经成为律师们获得胜诉心知肚明的小手段；公安的刑事会见笔录中肉眼可见的并非当事人原话，但每一页还是会有犯罪嫌疑人的亲笔签名和手印；不留痕迹的“刑讯逼供”也是法律工作者饭桌上的谈资；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违反程序时，因无人监督或者监督流于虚设，律师工作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些法律实践中的小细节对于案件的结果而言，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伤大雅不足挂齿，但是必然会在某一时刻出现问题，追责谁来背？对于良性促进司法实践，完善司法秩序百害而无一利。能彰显地，只是全体法律工作者对于法律缺乏敬畏之心。

以往程序正义被强调过多的在刑事犯罪中，如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疑罪从无等。但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实践中许多所谓“不重要”的法律规定，也是对于程序正义的诠释。程序正义保障的是每一位法律参与者的权利，是保障人权的一种途径。“结果导向主义”让我们只在意事物的结果，对于过程是怎么来的，并不是那么在意。“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你就要把事给我办了”就是对于程序主义的轻视。

道理我们都懂，但为什么在每一次选择中，法律工作者还是会选择忽视程序的公正？例如，法律也规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行为结果，若能通过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结果依然会被采纳呢？因为，程序意味着成本，这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往小了说，作为原告，当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时，份数我们也很难保障被告各一份，打印纸就是成本。）一些复杂的诉讼程序为法律工作者增加诉累，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一旦开始思考“这程序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不必要的吧？”我们就会对于步骤偷工减料，我们常常还会为省下的成本窃喜，感慨自己的小聪明。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思维耿直，他们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去思考“规定为什么会这样规定”，他们往往扮演最有力的执行者，当然这也使得他们经常看起来冷酷无情，不通人情。因此，人情社会也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特色。

二者相比，孰优孰略呢？西方法律体系并非刻板僵硬的原始产物，反而是经过发展来的优化选择。因为，实体正义是不可靠的，主观化的，十分容易被推翻。只有程序才像简单的数字逻辑一样，一二分明。程序正义在诠释“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我们要得不是一个被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而是亲眼看到这个结果诞生的过程。

长期坚持程序正义，可能会在实践中以牺牲个案正义为代价，但却是整体维护司法秩序稳步前进的必经之路。

这是古希腊神话中代表正义的女神Themis，她左手的天平象征着公平，右手的利剑象征着正义。我们应当注意到她被蒙起来的双眼，象征着她不受感官印象影响，审判时不会有歧视和偏袒，“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